去年12月CPI同比涨2.5% 全年同比涨2.6%

因为根据我们对双方的心理分析，二者各自有其利弊。

精英政治，同时也意味着专家、教授等诸如此类的在其他非政治层面的精英治理。这就是我们的领袖和你们有寡头政治倾向的青年们所企望的了。

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对事务的影响力随其他同等资格者人数的增多而相应减少。民主开始演变成一个政治正确的标签。将二者进行调和，或许是当代通往善政之路。离开了党派的支持，个人的政治抱负几乎不可能实现。民主，在笔者看来，只能源于个人对生活的自主决定。

从事实来看，虽然他两次被驱逐，但终归第三次执掌政权至死，并且，他的统治传给儿子后又延续了十七年。毕竟精英也是人，也会有人性中固有的一些弱点，在有所规制的情形下尚且难免追求私利，满足私欲。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是列宁第一个为专政下了定义：专政就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法律限制(又译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第一次是在1906年与立宪民主党人论战的时候。因此，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的世界近现代史中，推崇或实行专政/独裁的理论家和政治领袖不乏其人，但是，却没有什么人敢于公然鼓吹专制。与体制化专政相比，这种专政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仅仅是在国家非常时期化解危机的临时性举措，而不是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此种专政与作为应急措施的专政有重大区别，它不是表现为某个权力巨大但任期短暂的非常设官职，而是表现为一种基本的国家治理形态，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成为整个政治体制运转的基础和中枢，换言之，在这种场合，不仅可能存在一个权力不受法律限制的个人，不仅可能采取不受合法性审查的危机管理紧急措施，而且，也存在一种专政体制。

由于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是阶级对立日趋尖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充分展开的年代，在他创立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既没有共产党人和平取得政权的先例，当时的社会情势也没有展现出产生这种先例的任何现实可能性，因而，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中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一方面在1936年宣布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又在1937年强调阶级斗争会越来越激烈：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取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就是进入了无阶级社会，而一旦进入无阶级社会，同样意味着革命专政的结束。三、专政形态的历史演化 在世界政治文明史上，专政官制度是古罗马共和国的首创，在当时是独特和唯一的，此后，则被一些国家模仿、借鉴和改造，经历了一个由应急措施到专政体制的演变过程。有人主张要继续理直气壮地坚持专政，专政和法治并不矛盾;有人主张要大力推进法治，而专政与法治不能共存。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对于专政两大类型和三种具体形态的区分只是一种理论概括，它只在典型的意义上才能够成立，而在人类具体政治实践的层面，以上各种专政类型和形态并不是彼此截然分开的。

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社会成员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阵营，而原有的社会阶层或阶级，如封建领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以及小商人、手工业者、地主、小农等等，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英国，工人阶级的人口已经开始占居社会多数甚至绝对多数。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两者之间并不总是可以调和的非对抗性矛盾，也不总是无法调和的对抗性矛盾。马克思在理论上设想的专政属于何种类型的专政?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它是一种过渡性的专政，而非应急性的或常态体制的专政。因此，即使在面对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社会转型期相对更长的俄国，列宁所设想的专政期间最大限度也是在20年之内的，因此，列宁所主张的专政仍然具有过渡性专政的属性，而不是持续地长期存在的、作为国家治理常态形式的体制化专政。

由于本文作者假定，关注和参与专政与法治讨论的人们都是法治选项的坚定支持者，故而本文不再去讨论何为法治以及法治选项的合理性、必要性等问题，而只是对于专政体制与概念的起源和演变及其与法治的多重关系作出梳理，供方家指正。这是因为，一方面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已经体制化了，与应急性专政那种危机管理性质的临时措施有本质差别;另一方面，体制化了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仅仅是社会暴力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期间的统治形式，仍然具有新旧社会转换进程中过渡性非常措施的属性，而不是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常态形式。

这是一种非常易于引起误解的用语错误和概念混淆，因为作为特定政治制度安排的专政和专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差异。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马克思对专政时期终点的另一种表述是进入无阶级社会。熟悉国际共运史的人们都知道，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欧美思想理论界已经形成一种相当广泛的思潮，此种思潮中有形形色色的思想派别，有的主张回到封建和宗法社会，有的主张用社会慈善措施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改良，等等，而且，几乎所有这些思想派别都以社会主义相标榜。由于受到古罗马文明的影响，以至于后世有些杰出政治家还以专政官/独裁者自称，例如，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加里波第，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曾经于1860年在西西里建立了一个临时性的独裁政府，并自任独裁者，借以号召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后来在解放意大利南部的进军中，他还在隶属于那不勒斯王国的巴齐塔利卡省组建了新的省政府并指定了临时的独裁者。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的独裁和土耳其独立后凯末尔的独裁，都属于过渡性专政政权。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术语使用习惯的演变，马克思所言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当今中文语境所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两个有重大差异的概念。在应急性的专政状态下，法治与专政的关系既对立又相容，对立是技术性的，是相对次要的关系，而相容则是制度性的，是更为根本的关系。

至于专政官则根本不属于国家常设机构，而是非常时期的应急性临时设置，随着危机到来而来，随着危机过去而去。一、前言：一个假定的前提 近来，关于专政与法治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总而言之，人类的语言和预见，都不可能做到精确无误。规则是相对抽象概括的，而案件事实则是较为具体、生动的，因此，在规则与事实之间能否实现顺利对接是法官的要务。

本文中，笔者写作的意图正是在于通过语言学的分析，揭示显现的法律与隐在的法律之区分，进而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真实性的法律，以及如何确定真实性法律的存在标准？   一、作为文本的法律 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根据规则怀疑论者的观点，他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有些规则很少被使用，有些根本不被实施。

它所确立的必须是高度概括的原则，而不是陷于对每一可能发生的问题的琐细规定。另一维似乎是垂直的，是意图———隐喻的。法律漏洞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法律预期的不确定，因此需要通过法律方法进行弥补。如学者所言，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根本就无法确定一个只有少许头发的人到底是不是秃子，一个乱涂乱画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不是艺术，一个赔偿是不是公正，或者一个程序是不是正当。

从法律方面讲，我们意识的具体化，首推方式化，就是把我们的意识用言语、文字等方式表达出来，接着又是进一步的概念化，就是把各种不同或相同的事物，分种别类，建立概念，更联系各种概念成立规范、原则，更进而把他们系统化，这样抽象而抽象，概括而概括，以至于有一整套法典的订立。约定俗成的符号是经人们一致同意或习以为常的，包括：无声的符号、言语、书写的字符。

对此，本威尼斯特认为，语言代表着人类所固有的一种能力的最高形式，这能力就是象征的能力。2.从法律适用者(主要是法官)角度观察，真实性法律意味着规则可以涵摄到具体的生活事实以及规则的相对确定性。

亦即语言自身包含着歧义，语言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失真的情形。因此，立法机关的任务是要从大处着眼确立法律的一般准则。

关于显现的法律，学界对此多有论述，这里存而不论。要想充满信心地依照规则办事，人们不仅必须有机会了解这些规则是什么，还必须得到这样一项保证：一旦就这些规则的含义发生了争议，总会有某种方法来解决这种争议。与此类似，我们必须承认语法是不完满的，必须承认这样的情境将会发生，即通过引进新规则来应对此类情形，我们将使语法更完满。每一个法则体系都有漏洞，仅当特殊事件把漏洞引出来时，人们才能注意和发现漏洞。

哈特是语义分析法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强调法学家不应在定义的脊背上建立法学理论，而应致力于分析法律、法学语言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被使用的。这样，一种派生的沟通样态就被装饰成了沟通的原生样态。

因此，将隐在的法律置入活法理论中考察意义就显得格外突出。伯尔曼的这段话与其说是在否定法律即规则这一论断，不如说是将其视为对制定规则的底线要求。

对此，学者有诸多论述。第二，对生活、商业、惯例、所有联合的直接观察，不仅是法律所承认的，而且还有为法律条文所忽视和省略掉的东西，其实甚至还有为法律条文所不赞成的东西。